【摘要】《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为《资本论》所写的第二部手稿，在其中蕴含有大量的经济伦理思想。从对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视角看，这一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表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基础理论；二是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范畴体系；三是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研究方法。
【关键词】《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经济伦理；马克思
众所周知，经济伦理学诞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而中国经济伦理学则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学科体系也逐渐得以确立。应当承认的是，虽然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创建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事实上它还处于初创时期，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就可以从基础理论、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来实现这一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一、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基础理论
考察《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不难发现，推动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它具有的一个重要理论价值。目前，在我国的经济伦理研究领域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急功近利的倾向。一些学者在缺乏坚实理论基础的条件下，就急于建立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有些学者甚至还急于推出经济伦理学的教材。其结果必然像我国的一句俗语说的那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显然，这种对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必然由于其薄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不能成功。
应当承认，对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基础理论都至关重要。而展开来讲，对基础理论的探索可以在根本上制约一个学科的视界与深度，并且对它构建的思路、方法以及未来应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理论不能仅仅囿于伦理学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理论也应该涵盖在内。尤其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应当作为经济伦理学的主干理论基础。不容否认，《手稿》是马克思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其中不仅蕴含有丰富的经济理论，而且也蕴含着充足的经济伦理思想。从而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维度为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基础理论。
第一，从提供经济理论来看。在包括《手稿》在内马克思众多的经济学手稿中，包含有许多他在世时没有发表的重要学说。这些学说不仅对人们理解他的经济学，而且对理解社会现实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如果忽视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学习和研究，就会不可避免地在很多时候产生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并且造成对其解读视域的狭窄，从而无法真正掌握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全貌。[1]35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理论的发展。相对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则制定了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在这一手稿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包含地租、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等诸多理论。[2]无疑，这些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帮助。
第二，从提供经济伦理思想来看。马克思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阐发遵循“明线”（经济视角）和“暗线”（伦理视角）相结合的逻辑线索。所以，《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是蕴藏在其众多的经济理论之中的。而在这些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有很多方面凸显了《手稿》不同于马克思其它经济学文本的特色和价值。例如，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对劳动力商品价值中包含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进行了界定；第一次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及其转化的逻辑中介超额剩余价值进行了伦理批判；第一次实际上先于《资本论》提出了工作日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第一次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即协作、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应用进行了伦理分析和批判，其中不少地方比《资本论》更丰富，尤其是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伦理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中的伦理意蕴；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中所蕴含的生产伦理关系，等等。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经济伦理思想相对于《手稿》中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价值。还应看到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成的。所以，我们应当对《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现代厘定，找出其与现实的结合点，为我国经济伦理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基础理论研究开辟道路。同时，通过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梳理，可以借鉴马克思解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经济伦理分析方法，尤其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问题的理论思考，从而有利于形成现代经济伦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等等，推动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发展。
二、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范畴体系
在马克思的众多经济学文献中，并不是没有伦理学的范畴、判断和命题。美国学者佩弗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中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单单是在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他还颂扬及谴责各种不同的社会安排（socialarrangements），并且制订（prescribe）与这些颂扬或谴责相适应的行动路线。……(在实际上)只需看一下《资本论》中的一些如‘机器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等章节（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悲惨’、‘极度痛苦’、‘奴隶制’、‘无知’和‘堕落’等术语来描述和谴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生存条件），就能确知马克思作出了规范性的而且实际上是道德判断。”[3]由此，根据佩弗的上述界定，我们不难得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悲惨”、“极度痛苦”、“奴隶制”、“无知”和“堕落”等术语毫无疑问就是伦理道德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界过去往往把善、恶、良心、幸福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道德概念。显然，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它窄化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概念的外延。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曾经在多个地方使用过诸如剥削、贫困、自由、自由时间、平等、异化、异己、辛劳、浪费、奢侈、剩余价值等范畴，这些范畴无疑具有重要的伦理意蕴或者可以说本身就是伦理概念。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分析中使用它们，形成一定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从而生成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故此，如若能科学地吸收这些概念及其构成的判断和理论，必然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手稿》中的上述概念所构成的范畴体系中，剩余价值无疑起着统领和核心的作用。应当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手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具体看，《手稿》论述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理论史五个组成部分，而剩余价值的理论史部分实际上也主要是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来展开阐述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手稿》最核心的范畴就是剩余价值。顾海良说：“‘剩余价值’范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术语的革命’。”[1]112而在笔者看来，它毋庸置疑也应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包括《手稿》经济伦理思想在内的一次“术语的革命”。而这种“术语的革命”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以及经济伦理思想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上。对此，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
综上，对于剩余价值范畴在揭示《手稿》中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马克思正是通过剩余价值范畴的演绎破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进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5]；另一方面，马克思事实上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的伦理批判与解读，从而建构了自己在《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尤其是他构建了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所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可见，剩余价值在《手稿》为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范畴体系中无疑具有重要的统摄作用。因为，马克思对其它伦理范畴的解读实际上正是在他对剩余价值的相关分析中展开的。
二、为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研究方法
当前，学界对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立足于伦理学，以我国当下伦理学理论中主流的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为标准,对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评价；另一种是立足于经济学，具体沿用和模仿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建构。[6]很明显，这两种建构方式都只是立足于自身一个学科，而没有把伦理学与经济学有效勾连起来。换言之，它们没有考虑到经济伦理学独特的学科属性，存在简单搬用的缺陷。但毋庸置疑，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开展经济伦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马克思在《手稿》经济伦理思想分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经济分析和伦理分析的两条线索彰显了他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在《手稿》中主要呈现的即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
应当看到，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也理所应当成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经济伦理现象的主要研究方法，从而为构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方法体系进而为构建学科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在思想史上最初是由黑格尔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和应用，他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说道：“把开端的展开视为一种表示，它表明体系的根据或原则事实上仅只是体系的开端。”[7]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一研究方法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成分，并吸收了其合理成分。他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8]42从而，马克思正确理解并阐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方法，并把它称之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8]42。接着，马克思逐渐把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作为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最抽象的存在，其它诸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都可以从商品概念延展开来。马克思在《手稿》中从抽象到具体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科学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批判，从而构建了他《手稿》中四个经济环节的经济伦理思想。
另外，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两个学科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学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离不开伦理学对它的帮助。1998年，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我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9]应当承认，没有伦理学，经济学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如若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伦理学包括其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参与，经济学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能如阿马蒂亚·森后来所言的“更有说服力”。因而，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开掘应当可以借鉴诸如利益分析法、自我省察法和价值分析法等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如此无疑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有说服力”，从而也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和中国经济伦理学“更有说服力”，并为后者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当然，也应看到，我们在使用经济学与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时，应努力避免彼此对立的“两张皮”现象。而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上，美国学者乔治·恩德勒所主张的建立一种二者相互合作的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种模式承认两种学科相互依存且同等重要。伦理学（作为学科）不应该统治经济学，而经济学也不该（以‘经济帝国主义’的形式）凌驾于伦理学之上。”[10]58实际上，经济学与伦理学在斯密以前是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经济学本身就隶属于道德哲学，斯密本身就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自斯密以后，经济学才从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与伦理学就从此毫无瓜葛，“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仍然有着不可分离的逻辑联系。所以，恩德勒这种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合作的模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在对经济伦理研究的过程中，虽然可以借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但应注意不能直接搬用，而应有效把它们联结起来。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二者真正有效勾连起来，以避免彼此对立的“两张皮”现象呢？恩德勒的上述观点似乎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或宏观上讲的，并没有具体指认出经从目前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现状观之，对包括《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大多采用的是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方法也使用了一些，例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较多采用的实证法中的图标法等，但总体仍然较少。尤其是目前学界还没能形成关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或者整个经济伦理思想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从而制约了对它们的探索，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发展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这一任务要求很高而且还根本没有完成。”[10]77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并把“坚持正确义利观”作为贯彻落实这一基本方略的具体做法之一。应当承认，不仅小到企业、个人，而且大到国家，他们之间都应当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不能因利忘义，否则就会损害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理论上就要求我们必须打通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任督二脉”，搭建起它们相互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才能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以不断促进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1861-1863年经学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来自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参考文献详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