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2015年CGSS数据对居民幸福感关系及城乡间差异进行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会显著提升城镇居民幸福感，农村居民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幸福感会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城镇居民影响不显著。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与同龄人相比经济地位越高，其幸福感就越强，且城镇与农村地区存在共性。因此，提出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投入和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注意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地位；幸福感；orderedlogit模型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幸福生活向往的反映有“大同社会”、“生平治世”，现代有“小康 社会”。在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用人们的幸福感或者生活满意度作为评估社会及其公民质量的一种方式。18世纪末“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提出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方法来计量人们的苦乐，进而提出如何选择人们的行为以最大限度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幸福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追求的美好愿望，让人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是我们国家和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三感都是国家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反映。
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了帮助生活陷入窘境的人们而制定出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最初的目的是“兜底”,即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总体来讲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人们追求的变化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和方向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调整。社会保障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已经从单纯的“兜底”转变为给人们提供更广泛的、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使人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但是据联合国对全球156个国家调查分析后公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排名为93，较2018年下滑7位，2018年排名86，2017年排名79，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水平却在连续下滑，这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及政策目标相违背，如何使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居民参加社会保障、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也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近年来非常多的学者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关注，研究的方向与方法也非常广泛多样。根据已有的文章，研究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要素大致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体收入、健康状况、生活环境、公共服务质量、政府支出等。Wilsion（1967）将幸福的人的特征进行了总结：青年人、身体康健、教育程度较高、足够的收入、爱交际的、积极的、无忧无虑、笃信宗教的。[1]社会保障是国家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制定的政策，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使得人们对其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保障是否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 RuutVeen-hoven（2000）研究发现国家福利预算规模与平均福利水平之间没有联系。在一些高福利国家，人们并不会比同等经济水平但具有更少的国家福利计划国家的人们更健康或者更幸福，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险开支并不会影响公民的健康或者幸福的不平等。[2]
但是国内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即社会保障与人们的幸福感是正向相关的。如孙凤（2007）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基于性别与职业的差异研究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发现人们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作用，而且相比男性而言对女性具有更重要的影响。[3]陈望（2018）在控制个人特征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对人们幸福感的作用程度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强于商业医疗保险，但是两种不同的保障措施均对人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4]张洪源、周海川、苗润莲（2018）在研究社会保险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将农民按代际划分为新老两代，研究现有的社会保障措施对新老农民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新老两代农民的幸福感均有积极影响。[5]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社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H1A：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H1B：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H1C：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H1D：商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大多是通过家庭收入与相对经济状况等指标来衡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有名的Easterlin悖论也被叫做“幸福悖论”，就是研究收入与人们幸福感的关系。“幸福悖论”表明财富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是正向相关的，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使人们的幸福感提高。Kotakorpiw、Laa-manenz（2010）研究发现提高当地的公共卫生服务开销对普通居民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但是个人对医疗卫生等私人物品的公共提供的首选水平可能与收入无关，中等收入者倾向于比低收入人群或高收入人士更高的公共支出。[6]Anderson,CKraus,M.W.Galinsky,A.D（2011）使用局部阶梯效应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另一种形式——社会测量地位，发现社会测量地位的增加与主观幸福感的增加有关，尤其是个人在周边团体中的社会测量地位对其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更明显。[7]艾洪山、袁艳梅、何新群（2015）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自评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8]常保瑞、方建东（2018）在使用可协商命运观作为中介来研究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是正向相关的。[9]孙亮顺（2018）在2013年CGSS数据的基础上，将数据分为全国、城镇、农村三个样本，选取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来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共性，即与居民的幸福感显著正相关。[10]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H2A：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H2B：家庭总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H2C：家庭经济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H2D：与同龄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据已有文献反映，调查对象的个人特征与其幸福感是显著相关的。王慧慧（2014）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时发现，健康状况对其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性别、年龄、户籍、政治面貌也与居民的幸福感有关。[11]因此选取性别、年龄、民族、户籍、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而且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对人民提供的一项福利政策，如何使人民的幸福感提高也是其考虑的重要方向，因此本文对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及城乡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建议，以期提高居民幸福感。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最新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2003年开始该活动的第一次调查，这是我国首个全面性、全国性、持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CGSS包括人口属性、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社会保障等多层面的数据，总结了社会变迁的趋势，为学者进行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现已成为我国社会问题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数据来源。CGSS2015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调查对象均满18周岁，此次调查共有10968个调查样本，在剔除不适用，无法回答之后，剩余8690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居民幸福感。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从外部我们无法得知人们是否对他的生活状态满意，所以我们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测量。根据CGSS调查问卷A36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居民的幸福感。由表1可知，从总体样本来看，感觉生活幸福的居民有6828，占比较大，约78.58%，由此可见，大多数居民是对生活感到幸福的。并且在城镇样本中对其生活状态满意的有81.1%，农村为76.64%，可见城乡居民间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经济地位。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通常将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是否参加社会保障的标准，本文也将沿用此标准。社会保障在CGSS中主要是通过问题A61“您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商业性养老保险”来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孙良顺（2016）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时，将社会经济地位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本文借鉴孙良顺的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的分类，并在受教育程度的绝对指标基础上加入全年家庭总收入，以更加全面的反应经济情况与居民幸福感间的关系。在相对指标选取上，选择“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的哪一档，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作为研究指标。
3.控制变量
大量调查显示，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与其幸福感会有相关性。因此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对其个体特征进行控制。选取性别、年龄、民族、户籍、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详细情况见表2。
四、结论
本文在2015年的CGSS调查数据之上，使用了orderedlogit模型，来实证分析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通过研究发现：首先，在有效样本中分析可得出，受访人群的生活幸福感平均值为3.88，这也正表明受访人群所代表的居民对当前的生活态度较为积极，对其生活的满意度颇高。第二，在社会保障这一解释变量上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然而参与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并不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根据农村采集样本的结果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对其主观幸福感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却与其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的关系。第三，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角度来看，在全国样本、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中分析发现，全年家庭总收入并不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指标——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的哪一档、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在三个样本上都显著正相关，也就是当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与同岁人相比其经济地位更高，其幸福感也就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分析，我们应从以下几点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第一，社会保障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要素，我们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支出，慢慢使城乡医疗保险并轨，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规模和报销比例不断扩大。在农村地区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方面给予更多补助，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居民“看病贵”的问题，从而显著提升人民的满意度。
第二，在上文中发现社会经济因素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需要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增长，使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惠及更多人民。要使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才可以使其满意度得以提升。
第三，应该同时注意提高居民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根据对自变量中与同岁人对比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同人们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相比于同龄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幸福感。与他人的经济水平相比较也是影响中国人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需注意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注意相对收入对人们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
基于CGSS数据视阔下社会保障、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幸福感解析来自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参考文献详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