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差异与汉语文言文翻译——基于《兰亭集序》的个案研究

日期:2020-06-02|来源:未知

本文为《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优秀文章。
[摘要]本文从中英意识形态对比角度讨论《兰亭集序》的英译，分别从悟性与理性、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以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等方面进行论述，意在探索出相对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以更好地传递中国文化。
[关键词]文言文；《兰亭集序》；意识形态；翻译
一、引言
文言文是一种颇具独立性和原创性的语言形式，它的纯正特质决定了其英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因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汉英民族在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文言文言简意赅，但外形松散、章句灵活，与文法结构较为严谨的英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也给英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障碍。《兰亭集序》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书圣”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既是书法之精品，更是一篇情感真挚、识见高远、清新简练的文言文，值得推广中外。[1]本文从中西意识形态对比角度探讨文言文《兰亭集序》的英译，以求在两种语言的差异与融合中寻求环肥燕瘦之美。
二、意识形态与语言翻译翻译
在传统上一直被定义为一种跨语言的语际转换活动，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然而，随着译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和对翻译活动规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发现语言学和符号学并不能涵盖翻译学的全部内容，更不能揭示翻译的真正的内在规律。翻译在本质上不仅仅是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递，一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交织在一起的活动。[2]人类的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3]意识形态的融合是沟通语言与文化的桥梁，[4]它与两者密切相关：一方面，它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5]意识形态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意识形态差异下《兰亭集序》的英译
（一）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
汉语强调主体意识非常明显，英语强调客体意识非常突出。汉语民族习惯通过经验直觉，即主体凭借直观表象认识，把握外观世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宇宙的根本规律。中国传统的主体思维注重知觉意象而非逻辑推理。意向性思维是主体介人客体，客体融人主体，“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体”。西方意识形态以自然为认知对象，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透过事物的表象，深人事物的内部，形成抽象思维。西方哲学以其创立了本体论。“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以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客观的有效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表现为汉语句子习惯是人做主语，英语句子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物做主语。另外，由于西方思维多客观描述，英语句子有许多非人称句和被动句，而汉语的非人称句和被动句相对较少。因此在英汉互译中就必须进行相应的主客体转换，才能使译文更地道，更加符合各自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例1：群贤毕至，少长咸集。Itwascrowedwiththeprestigiousandvirtuouspeoplebotholdandyoung.例3：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不知老之将至于。Peoplearebusygettingalongwitheachothereverydayandfinallyfindthatourliveshavecometoanend.例1中将以人作主语的句子译为以it作主语的句子，例2“不知老之将至于”的主语明显是人们，但译文中却将主语译为ourlives，之所以如此翻译，正是因为汉语民族重主体意识，英语民族重客体意识的思维差异对英汉两种语言中主客体表达方式的制约与影响。
（二）悟性与理性
汉语民族的意识形态重悟性，英语民族意识形态重理性。对中国人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佛教都重视悟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表现在汉语语言上就是重“意合”，喜含蓄。句中词语和分句之间靠词语和句子本身意义上的连贯与逻辑顺序实现，因此句子的结构简洁，常用散句、省略句、流水句、对偶句、四字句，以中短句居多，句式呈“流散型”。与汉语不同，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形式逻辑，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研究了论证的三大要素，提出了两种思维方法，创立了非常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形式逻辑对西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就是形式逻辑影响的产物。[6]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在英语语言上就是重“形合”，喜外露。句中词语和分句之间借助形态变化和形式词来表现词与词，短语与短语，从句与从句，句子与句子间的关系，因此句子显得长而复杂，句式呈“聚集型”。例3：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ItwastheninthyearofthereignofYonghe,whichisalsotheyearofGuichou.Inthebeginningofthelatespring,wegettogetheratLantinginShanyincountyofKuaijiprefecturetodriveawaythoseunluckythingswiththebaptismofwater.这是《兰亭集序》开篇交代先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和缘由，看似是几个简单的短句，无连接词。其实，汉语文言文的篇章里隐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正是在正确分析了句中各部分的功能与意义的基础上，根据汉语重悟性，重“意合”的特点，英语重理性，重“形合”，才恰如其分地添加了译文中用下划线所标注的连接手段。从上述例中汉英字数的对比也可清楚看出汉语多简短，英语多繁复。因此翻译时要充分考虑英汉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语言差异，在英译汉时，往往要先分析句子的结构、形式，以确定其功能、意义；而在汉译英时，则要先分析功能、意义，以确定句子的结构、形式。这样才能译出符合英汉意识形态和语言规律的译文。
（三）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整体性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在西方人眼里，宇宙是由一个个原子组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个体主义是西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基督教的精神实质之一。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对立表现在语言中，则是在语言片段中汉语用意合，即主要用“意脉”统领全句，但在更大的语言片段上为保持“神”不散，就要用适当的“形合”手段来增强凝聚力；而英语在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通过形态来控制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以形合为主，到了句子以上层面，则采用意合手段，如同义词、上位词、统称词、代词，基本上是靠意义而非形式来联系。[7]英语以形合为主、意合为辅，前者在句内，后者在句间；而汉语则以意合为主、形合为辅，意合在句内，形合在比句子更大的层面。例4：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Althoughtherewerenomelodiousmusicplayedwithstringandwindinstruments，weenjoyedourselvesbysittingalongthestream，drinkingandpoetizingfreely.例5：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Lookingupward，wewatchedthevastuniverse.Lookingdownward，wesawtheflourishingspecies.Alltheseentertainedoureyesandopenedourhearts，makingusfeelrelaxedandjoyous.汉语民族的整体思维意识与英语民族的个体思维意识在这两例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例中原文中几乎没有形合手段，只是例4用了一连串动词“列坐”“殇”“咏”“畅叙”，例5中“仰观”“俯察”“游”“骋”等，使全句“意脉”贯通、顺畅自然，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译文则在多处采用了符合英语思维方式的形合手段，如ing分词结构，ed过去分词结构和连词and等，来使句内的各成分间主次分明、对比鲜明。
（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中国人习惯于运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概念，不太重视抽象思维；而西方人擅长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比较重视抽象思维的运用。英汉两个民族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差异往往直接制约译文的选词和表达方式，迫使译者在翻译中进行抽象与具体的适时转换。例6：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Ourpreviousdelightdisappearsinstantlyandasenseofsadnesswellsupinus.例7：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求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Thinkingaboutwhyancestorslamentoverlifeanddeath,Ialwaysfeelthatwebothhavesimilarideas.Besides,IalsofeelthesamewhenreadingtheirwritingsbutIcan’ttellthereason.例6中的“俯仰之间”，例7中的“喻之于怀”，都是十分具体、形象、生动的汉语成语，在英语中被翻译成了instantly和can’ttellthereason之类的较为模糊、抽象、笼统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 朱一清.古文观止鉴赏集评(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10-16.
[2] 张今.思想模块假说[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2):4-8.
[3]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意识形态差异与汉语文言文翻译——基于《兰亭集序》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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