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洵的史学成就

日期:2020-01-13|来源:未知

本文为《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优秀文章。
【摘要】苏洵有《史论》三篇，可以说明苏洵的史学成就。这就是在“义一”“体二”的史学思想指导之下，对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史著《史记》和《汉书》进行评价，最后在修《嘉祐谥法》的过程中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关键词】宋代；苏洵；史学
苏洵 (1009-1066) 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苏洵少时不好学，二十七岁时发奋读书，庆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和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于是烧掉自己以前所作的大部分文章，闭关读书，遂通六经与百家之说，文思泉涌，下笔顷刻千言。后来他带领苏轼、苏辙到京都，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父子三人大加赞赏，他认为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可以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任职。后经韩琦推荐，朝廷给予苏洵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遂成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修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此外他还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苏洵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其文章优美，为人所称道，欧阳修称赞其文章：“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 [1]512-513其文章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诚如他自己的评价：“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 ” [2]319 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的确，苏洵作文反对辞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章，提倡文章简朴实用，需言之有物，这也是其作为古文运动参与者的一种实践。
苏洵还有专门篇章阐述自己对史学的思考，在《史论》中，他对经史关系、史书、史家的看法，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批评的思想。苏洵阐明作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自己在思考深入之后有所得而作《史论》，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加以深思之作。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2]227 。《史论》对经史关系、史书和史家都有论述，体现了他对史学的思考。苏洵的策论文章、史论文章和《嘉祐谥法》这部著作都能够体现出苏洵的史学实践化的主张。
一、“义一”“体二”论
在苏洵看来作经与作史的目的一样，同为忧小人而作，这是所谓的“义一”。他具体分析道：“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 ”这是孔子作经书的目的，而史书的撰写也是由于其忧虑所致，忧虑的也是乱臣贼子之事。此外，《梼杌》作为楚国史书的名称说明史书之作为忧虑之作，因为“梼杌”是古代四凶之一，泛指一切恶人，况且君子不用史书提醒而早已自觉自省，所以史书所惩劝者必为小人。二者文法相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 [2]229 。
所谓“体二”是指：“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但经、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易》《礼》《乐》《诗》《书》五经言圣人之道与法详尽，然而其所说之道、法没有经过史实的验证总显得缺乏说服力。孔子害怕后人以为圣人之言只是一家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事略词简，收彰善惩恶之效，这就是为经以道、法胜的原因。史书则不同，“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词胜”。后人不知史书而只看经书，则其所褒未见其善状，所贬未闻其恶实，所以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后人不通经书而专看史书，则称赞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所以说“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2]229 。经书为伪赴之事而书，为隐讳之事而不书，书与不书之事甚多，皆仅适于教而已，并非一代之实录。史书中的纪、世家、传，可以传史事之详略，但仅凭其论赞数十百言，又怎能为之褒贬，也无法使天下人如了解《春秋》般懂得其中之道、法，所以史非万世之常法。苏洵将经与史的关系比作规矩准绳和器具的关系，器具的规范需要规矩准绳为其定下法度，然而没有器具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 “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 [2]229 。
二、对《史记》、《汉书》的评价
“从《史记》、《汉书》起，中国史学的发展延绵不绝，形成独具一格的传统”[3]18 。苏洵推崇《史记》与《汉书》二书：“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 ”于是他总结了二书中的四个优点：一、隐而章，二、直而宽，三、简而明，四、微而切。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廉颇、郦食其、周勃、董仲舒，皆是历史上的功臣，但《史记》于其传中并未列举以上人物之缺点，苏洵认为司马迁是为了避免给后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之辈，十功不能赎一过，所以其缺点在本传不书，在他传书之，这是其高明之处，是为“隐而章”。“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论北宫伯子，多其家人长者。固赞张汤，与其推贤扬善。赞酷吏，人有所褒，不独暴其恶”。苏秦、北宫伯子、张汤，苏洵认为三人皆是过大于功之人。倘若不举以上之善举，以后的作恶之人可以说：“苏秦、北宫伯子、张汤，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 ”“是断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 ”所以在其本传中详细记载其善举，在论赞中再次突出其优点，此为“直而宽”。《史记》中的表名为十二诸侯，实际上是首鲁讫吴，为十三国。以十二名篇实载十三国的原因是吴国用夷礼，所以司马迁没有将吴国列数在内，“周裔而霸盟上国也。 ……于越入吴，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2]232-233 ，假如司马迁将其列为诸侯之末，那么山戎、猃狁等似乎也可以在列其中。将其绝而弃之，可以使后人知道：如果不通中国礼乐，虽是勾践之贤，亦不免绝弃，以使后世知道尊重中原文明的重要性，这是“简而明”。《汉书》八表中王侯占其六，书其人也，必以某土某王若侯某的形式出现，“或功臣外戚，则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谥姓名。此异姓列侯之例也。 ……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从异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班固将使后人看到：同姓之臣掌权虽不能有大的作为，但是为了防止像王莽之类僭越事情的发生，也不可放权于外姓之臣，此乃“微而切”。
苏洵最后总结《史记》和《汉书》的这四个特点道：“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渐；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 ” [2]233-234 “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都有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这也是史学的功用之一。以往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批评多集中在：“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 ”这是从大处说二人之失，苏洵认为除以上不足还有数处：一、“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以破碎汩乱其体”。苏洵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材料拼凑之嫌，他以“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比之。《五帝》、《三代纪》多沿袭《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多沿袭《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沿袭《论语》之文。苏洵认为《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各自都是经典著作，但是杂之则不纯。二、“其《自叙》曰：‘谈为太史公。 ’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是与父无异称也”。苏洵认为班固没班彪之名，司马迁“太史公”不分，皆是对长辈不敬的表现。 “吾不知迁于纪、于表、于书、于世家、于列传所谓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迁之失也”。三、苏洵批评班固多抄袭司马迁之说：“赞汉自创业至麟趾之间，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且褒贤贬不肖，诚己意也。尽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传迁、扬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记其世系。固于他载，岂若是之备哉？彼迁、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 [2]238 。其实，抄书并未班固所独有，很多史书也多有抄书之嫌，历史本来就是因革继承的关系，抄书保留下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对于今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是“即如汉武以前的纪传，几乎全录《史记》原文；虽说史事有本，不容虚构成文，但作史连论赞也一样照抄，有时往往闹出时代不对头的笑话（如《陈涉传》），这就不免招致‘剽窃’之讥了”[4]152 。当然，苏洵批驳的主要是原文照搬之弊。苏洵不只是批评了马、班二人的史书之弊，而且对范晔、陈寿也颇多微词：“晔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 ……此晔之失也。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夫三国鼎立称帝，魏之不能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也。寿独以帝当魏而以臣视吴、蜀，吴、蜀于魏何有而然哉？此寿之失也。 ”范晔列传中的众人多不合传，苏洵批评其归类不当；陈寿帝魏而臣吴、蜀也为不当之举，他认为陈寿将三国鼎立互不统属，其做法也不符合史实。苏洵最后总结道，班固讥讽司马迁的过失，而班固做的亦未得当。范晔讥讽班固的过失，而范晔做的也不尽如人意。他奉劝后代的史家以史为鉴，不要讥讽前代史家的治史之失，“史之才诚难矣！后之史宜以是为鉴，无徒讥之也” [2]239 。
三、史学实践
苏轼曾评价其父的文章：“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 [5]313 苏洵更是评价自己的文章：“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 ”诚如其父子俩所说，苏洵的文章实用性很强，很多政论和史论都是针对现实状况而发。 “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更是将其文章的经世致用的特点直接表达了出来，这说明苏洵想从历史中找寻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说明他是重视和尊重历史的。这不仅体现在他有十几篇文章专论历史，例如：《孙武》、《子贡》、《项籍》、《高祖》、《喾妃论》、《管仲论》、《孔子论》、《六国》、《史论》、《易论》、《礼论》、《乐论》、《诗论》、《书论》、《春秋论》等，而且他在政论文章中也广泛的将立论依据放在对历史的思考上，如《审势》、《审敌》、《心术》、《法制》、《强弱》、《攻守》、《用间》、《孙武》、《子贡》、《六国》、《项籍》、《高祖》、《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养才》、《申法》、《议法》、《兵制》、《田制》、《权书》、《衡论》、《议修礼书状》、《上皇帝书》、《上欧阳内翰书》、《上富丞相书》、《上韩枢密书》、《上余青州书》等。除此之外，苏洵对史学的思考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也显得十分突出，修成了颇有分量的一部《嘉祐谥法》，可以看做是其史学实践化的著作。我国古代朝廷在帝王将相死后给予其谥号，此例相沿成制为谥法，这是封建时代的一门显学。谥法从西周开始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其中，谥号分美谥、中谥和恶谥，这就成为古代统治者约束臣下的一种统治手段，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洵在总结前人谥法成就的基础上修成《谥法》一书，此书对历代谥法进行详尽的评论，并进行了大幅度的增改和删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谥法风格，它代表着我国古代谥法研究的一个高峰，苏洵无愧于古代谥法的集大成者。“臣受诏之三年二月，而《谥法》乃定，凡一百六十有八 ① 。沈约为《谥例》，记周以来帝王公卿之谥，至宋而止。王彦威继之，至唐而止。贺琛之法有君谥、臣谥、妇人谥，离而为三，今取而合之。妇人有谥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谥自东汉之隐者始，宦者有谥自东汉之孙程始，蛮夷有谥自东汉之莎车始。自《周公》以来，籍而记之，为三十五卷。善者可以劝，恶者可以惧，善恶之失当者可以叹息也” [6] 1034-1035 。今据《四库》本与《墨海金壶》本相互参证，可得苏洵《谥法》对前六家谥法不满而新改有二十一条，分别为：圣不可知曰神、行义合道曰贤、大而难名曰尧、刚柔相济曰文、刚强以顺曰武、克亟成功曰桓、居上能谦曰光、出类拔萃曰英、可以作圣曰睿、避远不义曰清、治乱守正曰直、不隐其亲曰直、取于人以为善曰益、执一不迁曰介、强毅敦朴曰厚、中正精粹曰纯、睦于兄弟曰友、失位而死曰怀、菲薄废礼曰俭、事君有党曰比、以势致君曰要。前六家谥法没有，而苏洵新补者有十四条：行道化民曰圣、施而中理曰文、礼乐明具曰成、体仁长民曰元、诚意见外曰宣、察色见情曰明、卑以自牧曰恭、赏劝刑怒曰威、自胜其心曰强、能养能恭曰孝、干蛊用誉曰孝、慈民爱物曰仁、见利能终曰义、先君后己曰义。苏洵新改与新补处合计三十五条，除新改后三条，即：菲薄废礼曰俭、事君有党曰比、以势致君曰要外，其余皆为美谥与中谥，尤以美谥居多。这说明一方面，有宋一朝，统治者往往利用美谥笼络臣下，是皇帝控制群臣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利用美谥给自己装点门面 ② 。苏洵重修《谥法》的具体做法是：“臣等今已讲求别本，证之史传，别其同异，去其重复，勘谬补阙，务令完正。其有讹谬已久，世俗承用不复疑，如以‘壮’为‘庄’，以‘僭’为‘替’，如是者亦不敢辄改。皆随件注，凡注数十百条，号曰《六家谥法》。 ” [2]482
苏洵的《谥法》不仅做到了对前六家谥法的新改和新补，而且苏洵在《谥法》中频频引用儒家学派的言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例如，圣不可知曰神、陈善闭邪曰敬、责难于君曰恭、出类拔萃曰英、先君后己曰义、取于人以为善曰益、不污不义曰洁引《孟子》说；修德来远曰文、大而难名曰尧、能养能恭曰孝、继志成事曰孝、克己复礼曰仁、出言可复曰信、质直好义曰达、治乱守正曰直、质胜其文曰野、好知不好学曰荡、狂而无据曰荡、色取仁而行违曰闻、事君有党曰比引孔子说；仁圣盛明曰舜、守道不变曰强、正直无邪曰简、行善可记曰宪、秉德不回曰孝、达礼不达乐曰素引《礼记》说；敏而好学曰文、秉义行刚曰克引《论语》说；持盈守满曰成、照临四方曰明、中情见貌曰穆、思虑深远曰翼、行归忠信曰周、德性温恭曰基、言行不回曰淑引《诗经》说；向德内德曰献、柔克有光曰懿、布义行刚曰景引《尚书》说；体仁长民曰元、固节干事曰贞、居上能谦曰光、干蛊用誉曰孝、见利能终曰义、迁善改过曰益、追改前过曰鼎、知存而不知亡曰亢引《周易》说。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苏洵倚重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来为《嘉祐谥法》作注解，一方面说明宋代的确是儒学大盛的时代，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宋代存在重文轻武的特点 ③ 。
综上所述，苏洵在“义一”“体二”的史学思想指导之下，对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史著《史记》和《汉书》进行评价，最后在修《嘉祐谥法》的过程中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1．
[2]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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